■核潜艇工程不能停■

1966年9月，刘华清结束武汉市船舶系统“四清”运动回到北京。早在一个月前，他就接到通知，军委已决定调他到国防科委任副主任，催他尽快回京报到。

当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已冲击到国防科委机关。进京串联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把大字报贴进办公大楼，国防科委领导，除聂荣臻外，副主任张爱萍、钟赤兵、罗舜初等，均受到揪斗、批判，工作已难以正常进行。刘华清报到后，国防科委党委分工他负责第八局（院校局）和海军武器装备研制工作。按说，院校和海军装备研发都是刘华清熟悉的工作，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许多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被废止，造反派对机关工作横加干涉，他无所适从，步履艰难。最令他忧心的是上马不久的核潜艇工程——许多技术难题正在突破，但随时都有被中断、搁浅的危险。他竭尽所能审慎地配合聂荣臻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各科研院所排除运动干扰，掌控着海军装备研发工作局面。

■ 下再大功夫也应搞水滴形

11月下旬，七院将核潜艇总体设计方案图纸、技术资料送到刘华清的案头。一个关键性问题需立即拍板决断，即第一艘核潜艇采用什么样的艇形设计。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世界海军潜艇最理想、最先进的艇形是水滴形。美国、苏联核潜艇都是这种艇形。自然，水滴形设计难度非常大。美国潜艇从流线型到水滴形经历了三个阶段。苏联从流线型到水滴形、从常规潜艇到核潜艇，交互递进，经历了五个阶段。所以，七院领导和专家在这一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人坚持认为，既然搞核潜艇就要一步到位，按水滴形设计。另有部分人则感到水滴形技术上太复杂，大家谁也没有接触过水滴形设计，就是能搞成，也要花相当长时间，为稳妥起见，不如首艇先按常规线型设计，下一步再搞水滴形。

接到设计方案，刘华清深知问题重大，遂与“09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一起带着文件资料到聂荣臻居处，将首艇设计情况及潜射导弹研制等问题一并作了汇报。汇报中，刘华清旗帜鲜明地表示，下再大功夫也应搞水滴形。至于理由，他说，一是分两步走，像美国、苏联那样先搞流线型而后搞水滴形，时间跨度太长，难以保证在中央要求的时限内完成建造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首艇的任务；二是中央专委已明确，我们的首制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试验艇，而是要列编服役，交付海军使用。聂荣臻赞同首艇艇体按水滴形设计的意见，同时指示：“要抓紧安排开一次协调会，首艇要争取（19）70年前搞出来，不能拖。”

12月7日，聂荣臻主持召开了核潜艇工程上马后第一次协调会议。刘华清、罗舜初和国防工办、海军的领导，国务院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等几个工业部的领导，均出席会议。

会议时间不长，亟须确定的问题、职责、进度、要求一一明确，与会人员都很满意。大家唯一担心的是眼前的政治环境。进京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大字报的调门、揪斗领导干部的形式越来越“新奇”。国务院几个工业部有的已开始形成两派，互相攻击。六机部部长方强、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等不无忧虑地说：再这样下去，就怕形势失控，那样完成任务就难了！

■关键时刻“军事接管”

时间很快证明，方强、钱学森等人的担心不是多余的。1967年初，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夺权”。参与核潜艇研制的科研机构、工厂企业的形势也越发复杂，许多单位停工停产，陷入瘫痪状态。情急无奈中，有的单位派人到北京，请求国防科委、“09工程办公室”前去解决问题；有的单位要求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文件，作出指令性具体规定。告急电话、电报，纷至沓来，接连不断。刘华清将情况报告聂荣臻，聂荣臻果断决定：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军队，国防科研机构要实行军事接管！

3月11日，聂荣臻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呈送《关于军事管理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现在各国防工业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也很多。据此，《报告》建议将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所属各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各单位，由国防科委军事接管，以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3月18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聂荣臻的请示，并指出：“每一部门派出3人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同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对国防工办、各国防工业部门也要实行军管。3月20日，毛泽东作出批示：“退总理照办”。由是，中央军委常委会会议决定，聂荣臻为国防科研系统军事接管的负责人。国防科委随即成立军事接管领导小组，罗舜初任组长，刘华清任副组长。数日后，聂荣臻和周恩来一起接见了国防科委系统首批参加军管工作的干部，国防科委颁布了关于军管工作的政策规定，军事接管工作遂逐步落实。

时隔不久，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决定，核潜艇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会同国防工办负责抓总，科研问题由国防科委负责。按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会分工，由刘华清负责主管核潜艇工程。据此，原设在六机部机关的“09工程办公室”，也移师国防科委机关，仍由刘华清直接领导。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接连作出的决策，使刘华清深深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也更坚定了他对研制核潜艇的决心：无论如何核潜艇工程不能停！为确保在中央限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核潜艇研制任务，他于3月18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协调会议，研究了导弹核潜艇研制任务分工。会议决定，导弹核潜艇总体（全武器系统）由六机部抓总，七机部协助，海军和第一、第二、第四机械工业部参加。在此基础上，分工确定了各个武器装备分系统研制的抓总部门和协作单位。会后，国防科委发出《关于导弹核潜艇研制任务分工纪要》，导弹核潜艇研制也相继展开。

■ 果断拍板《特别公函》

军事接管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减少了“文革”动乱对核潜艇工程高层科研、生产机构的冲击，对这些单位的领导、专家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但对遍布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工厂企业，鞭长莫及。随着运动的发展，“排除干扰，坚持斗争大方向”“反对以生产压革命”等口号漫天飞，大批坚持科研、生产的领导、专家被隔离、打倒，停工停产的科研机构、工厂、企业越来越多。开始，刘华清派人前去处理，向对立的两派群众做说服工作，后来要求去人的地方多了也应付不过来，而且有些单位即使去了也制止不住，解决不了问题。进入攻坚阶段的核潜艇工程，时间是用分秒计算的，任何一个环节迟缓都会影响全局，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经反复考虑，他决意召开一次更大规模的协调会，一则交流经验，协调进度；二则宣传强调一下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给大家鼓鼓士气。刘华清将这一想法报告国防科委和聂荣臻，国防科委党委一致同意。聂荣臻还特别指出：“凡有科研、生产任务的单位都要有人参加，并要明确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人，领导干部、专家、教授，不管是谁，即使正在接受批判和审查，也必须按时到会。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

1967年6月20日，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后第三次协调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会议由刘华清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00多个国防科研单位的党政负责人和研究院所的技术负责人，总计数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被本单位造反派判定为“走资派”“特务”“反动权威”，正在接受群众批斗或隔离审查，有的甚至是摘下牌子从批斗现场直接上的进京列车。

协调会开得很成功。经过充分讨论磋商，安排落实了900余项协作项目，解决了相应材料、器件、仪表、设备的供应保障问题。聂荣臻接见与会人员并发表讲话，使会议声威大振，协调会开成了誓师会。会议结束当天，与会人员就纷纷离京，返回各自工作岗位。但各地很快有信息反馈，会议精神贯彻很不平衡。部分派性严重的单位，造反派闹得很厉害，任务落实不下去，有的单位甚至连会议精神也无法传达。

核潜艇研制是保密工程，任务不能公开。“文化大革命”风头正盛，谁也无法抵制。怎么办？一天，陈右铭向刘华清汇报协调会贯彻情况时谈道：前两年为保障原子弹、氢弹试验顺利进行，中央军委曾下发过一个通知，我们是否也发一个文件，通知或公函，说明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批准的重要任务，以提高大家的认识？刘华清果断拍板：这个办法可以一试，以军委名义下发一个公函——“特别公函”！

立说立行。陈右铭很快组织办公室的同志按照当时“突出政治”的口径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特别公函》（以下简称《特别公函》）初稿，报送刘华清。8月30日早晨一上班，刘华清就带着打印的《特别公函》来到聂荣臻居处。刘华清简明扼要地汇报几句，聂荣臻即明白了意图。他戴上老花镜，将《特别公函》稿自上而下看了一遍，便拿起笔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接到聂荣臻签发的《特别公函》，“09工程办公室”的同志都兴奋至极。这在“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最高指示”的年代，真是太重要、太给力了，是名副其实的尚方宝剑！办公室按照刘华清的要求，立即组织打印，当天发出。

为扩大影响，使这一特殊措施发挥更大作用，“09工程办公室”又突击编写了《特别公函》讲话提纲。之后，办公室的同志兵分几路，带着《特别公函》和讲话提纲分赴有关省、市的工厂、科研机构，直接参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09工程”的重大意义，面对面传达贯彻协调会精神。

《特别公函》的影响和作用是鼓舞人心的。许多基层单位的领导、专家动情地称《特别公函》是抗逆风、镇邪气的尚方宝剑。借此，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安然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进行最后“冲刺”；全国各地承担了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大批军工企业顶住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关、卡、压”“以生产压革命”等种种谬论，严格按照设计质量要求有序地进行着研制生产。基于这一形势，国家计委和国防工办还组织落实了配套设备和新材料的研制工作，将担负一次配套任务的1000多个厂、所，组成协作网，有力地支援了核潜艇研制工作。

陆上模式堆建设，是核潜艇研制的关键一步，工程量非常大。为了加快模式堆基地施工进度，基地办公室也借鉴《特别公函》的经验，起草了《关于支援陆上模式堆基地的建设问题》的文稿，于1968年7月18日经毛泽东签批，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形式发出。这一文件（后来通称“718”批示）下发，同样给了模式堆基地施工现场以极大的鼓舞。至1969年底，工地主体工程即基本完工，开始进入安装和调试阶段。

在中央专委和毛泽东的关怀支持下，核潜艇艇体研究设计也进展迅速。1968年初开始施工设计，同年11月通过设计审查，在东北某造船厂正式开工建造。为使核潜艇早一天下水，广大职工、技术人员排除干扰，协力攻关、会战，夜以继日。

面对核潜艇研制的进展形势，刘华清有说不出的欣慰和高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政治厄运却一步步向他袭来。■

（未完待续）